2020年,華晨集團和永煤集團這兩家大型國有企業的相繼違約給信用業務的思考邏輯帶來了極大的震撼,這表明國有企業所依賴的信仰光環正在逐漸褪去。據不完全統計,在2021年6月底的評級公司密集下調發行人信用等級或展望的行動中,有10家國有企業被下調主體評級,16家國有企業被下調展望,其中4家城投發行人被披露對金融機構借款存在欠息的事實,發生實質性債務違約,國有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已經從產業類向城投類擴大,弱國企的違約風險不斷暴露。

在國家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債券發行審批趨嚴,非標融資壓降,國有企業的信用狀況開始分化,高負債、經營狀況不佳的國企滾動債務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國企違約常態化趨勢越發明顯。為應對這一趨勢,自2016年以來,國有企業的主管部門在多次會議和文件中開始強調和支持建立市場化、法制化應對違約事件的風險防范和處置機制,為部分已經發生和預期將發生債務風險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解決自身債務危機的有效途徑。

一、國有企業違約債務情況

通過債券市場觀察國有企業違約的趨勢是一種有效途徑,經過多年的發展,債券市場形成了大量便于統計和分析的公開數據,在當前國內形成的信用業務共識中,債券一直處于“債務融資工具鄙視鏈”的最頂端,隱性的違約成本很高,國有企業債券違約甚至能嚴重到動搖一地的信用融資基礎。信托、融資租賃這類非標融資的公開化程度低,往往優先充當國有企業債券兌付的安全墊,當國有企業冒著很高的違約成本選擇對債券違約時,除債券外的其他債務可能早已發生了大規模違約這種推斷便具有了合理性。

根據中證鵬元研報數據整理,自2015年首只國企債券出現違約以來,截止2021年3月24日,國企違約只數共計177只,涉及違約債券規模1,932億元,違約主體為49家。其中,央企11家,地方國企38家,2020年受新冠疫情對經濟活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國企債券違約迎來了近年來的高峰,違約債券規模達到784億元。

債務水平高、經營狀況不佳的國企更容易出現了流動性不足的風險,這一點從違約國企集中的行業也可以看出,交通運輸業國企累計違約債券規模排名第一,達到530億元,其次為制造業、信息技術行業、批發零售業和采礦業,累計違約債券規模分別為496億元、365億元、165億元和149億元。這幾類行業的固有的風險特征更容易引發行業內企業的債務違約:交通運輸業和信息技術業前期建設階段資金投入量大,負債水平高,項目回收期長,債務借新環節壓力大,經營容錯率低;國企主要涉足的制造業和采礦業通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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